中国十大商帮之晋商

       平遥人经商，由来已久。唐尧时期平遥盛产陶器，以陶器换取农具及北方游牧民族的牛、羊、马等家畜。以物赐物，是最早平遥商人原始的经商手段。春秋时期，晋国采取种种便利措施运销他国的剩余产品，以至从中获利“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汉朝年间，北方的匈奴是王室的心患，平遥人远离家乡走关东出西口与匈奴在长城下进行边境贸易往来。朝代更迭，平遥商人一直活跃商海之中。明清时期，平遥商人步入顶盛时期成为晋商的摇篮，晋商亦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甚至开创了国际贸易。

       明朝初年，明军把元朝的败军逼到了蒙古一代，为防止他们卷土重来、巩固国防，朝廷在北部边境设立了“九边重镇”以驻扎军队，山西的大同和太原就是其中的两个。有了军队就需要供给大量的粮、草、盐、茶、兵器等等军需品，更需要输送这些军需品的商人，于是明政府就实行了一项叫做“开中盐法”的政策。

       自古以来，国家都控制着盐的生产和专卖权，不允许私人买卖，而“开中盐法”则是个奖励制度，只要应招的商人把一定的军需品运送到边镇，就能换取相应比例的贩盐专利执照，然后到指定地点支取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晋中地区的商人凭借交通上的优势捷足先登，平遥、祁县、太谷的商人都借此沾光不少。平遥人多地贫，农作物生产相对低下，人们为了生存想办法赚钱。便以骡、马、骆驼长途贩运换取资本。

       明代中期，中国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已经相当发达，平遥古城为商品集散地。清代早期，平遥商人的足迹涉及到了西部和北部的辽阔土地，他们在当地站稳了脚，发了财，开辟了大片荒地，为晋商的掘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代中期是晋商的辉煌时期，东南到台湾、海南岛，西南至云南、贵州，西北及伊犁，东北达黑龙江，北向内蒙、外蒙，俄国、朝鲜、日本甚至伊朗都有山西商人的身影，而平遥尤以其颜料行称霸，全国各地都布有分号。

      当时在北京做生意的平遥人很多，年底讲究衣锦还乡，要把赚到的银两托镖局押送回老家。但由于全国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社会不安定，镖局押运并不保险。于是就有商家把银子交到了西玉成颜料庄北京分号的掌柜雷履泰手中，再请他写封信当做证明，待商家回到平遥后凭借这份证明去西玉成的总号取出银两。起初只是同乡间的相互照应，没料到这种异地汇兑的便利吸引了很多人，雷履泰从中得到启示，他与西玉成的财东李大全一拍即合，决定开办“票号”，“票”就是那张单据。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银行之父”“日昇昌”便在平遥诞生了，

     平遥人经商讲究孔孟之道，以诚信为本，财东与掌柜之间凭借一个“信”字不做任何抵押。掌柜和伙计则要共同遵守店铺制定的行为准则。日昇昌票号以高薪养廉，伙计的年薪从12两到100两白银不等，而且实行末位淘汰制，连续3年吃年终饭时坐在八仙桌的最下首位置，来年就不必回票号报到了。伙计的家世还要经过严格审查，三代清白没有犯罪前科的才能被录用，学徒三年后成为正式员工。

     日昇昌票号的业务日渐兴隆，生意越做越大。第三年二掌柜出走投奔另一家财东，一连开了5家票号。山西祁县、太谷等县的商人看到票号有利可图，纷纷效仿。在票号业鼎盛时期，全国有票号51家，山西占43家，而平遥城内不足400米的南大街就占据了22家，分号更是遍布全国，堪称“拉不完，填不满”的中国华尔街。

     晋商被商界称为“山西帮”为全国各地的资金流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平遥票号为清政府承担起举足轻重的财政业务。洋务运动兴起，筹划海防、修建铁路，各省协济的海防经费和铁路经费主要经平遥票号和晋商其它票号汇兑；发放收取京饷、协饷、河工经费和赈款更要依靠山西票号；政府还向票号进行贷款，以周转财政，晋商的雄厚实力可见一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西逃，中途特地在平遥停留一晚，意在借钱。老百姓中流传的一句俗语说得好：进得平遥城，银子元宝绊倒人。

      日昇昌票号纵横金融界90多年，于1914年停业。1922年实行债转股，1932年改为钱庄，只存款放款，1946年钱庄也倒闭了。

      日昇昌票号的辉煌虽已成为历史，却为中国银行史和晋商的掘起写下了第一篇光辉的历史篇章。